甘肃空管分局管制运行部进近管制室全力应对突发地震

施米特通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施米特看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提出的国家学说中，包含着这两种有着内在不一致的不同因素，外表是自由主义的，国家之正当性理据是一份自由契约。

{10}52-54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具有双重性质：在个人得向国家主张的意义上，基本权利是一种主观权利。在此意义上，某人拥有一种权利，亦即他依法能享有什么，或者应享有什么。

它基本上没有预设任何具体、确定的事实状态，也未指定任何具体、确定的法律效果，很大程度上，它仅仅将人权价值和宪法权利引入到民法之中，并要求在法律与事实的可能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加以实现，一般人格权的上述特征使其和具备事实及法律要件的规则性权利区分开来。谢怀拭：《论民事权利体系》，《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狭义的比例原则指若P1被限制的程度越高，则P2实现的重要性就必须随之越高，反之，对P1的限制就是缺乏正当理由的。其次，在利益衡量的标准上，无论是选择功利论式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如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一元论式的价值等级序列（如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都会出现价值专制的局面，{46}更重要的是，它还隐含了以社会整体或多数人利益的名义，去侵犯个人权利的危险，而这正是一般人格权及其内在的人权伦理所极力反对的。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拥有权利之所以重要，不是由于它是取得利益的手段，而是由于它促进了自尊、尊严和自我实现。

他进而主张，利益不仅是权利的基础，而且权利本身是被承认的利益。相反，在特定情形下，一般人格权确实能派生出新的具体人格权来。这也许会是一种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学家的新政权，但是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

就这样，代表从一个神学概念世俗化为一种政治概念。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专政，因为它们以阶级的同质性取代了民族的同质性，以先锋队取代了代表，同样破坏了同一性—代表这一政治结构。37事实的确如此，施米特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西线是来自西欧、北美的自由主义的议会制，东线是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还要应对弥漫整个欧洲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并对法西斯主义保持足够的警惕。而他为总统制提供的思想基础，便是源于天主教神学传统的代表观念，这种代表观念与民主的同一性相结合，以超然更高的第三者的极端形象和专政，对抗来自极左和极右的专政。

18作为政治构成第一原则的代表，自然不能例外，必然有其神学基础，此即天主教的代表观念。31无论自由资本主义的相对主义的经济—技术理性，还是苏维埃体制的绝对主义的经济—技术理性，都与施米特所理解的人格化的代表原则格格不入。

无论是代议制还是代表制，都是建立在代表（representation）这个词之上的，对这个词的系统性概念分析，可参阅Hanna Fenichel 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因此，对议会制危机的拯救，核心问题是代表问题，为此施米特提出了代议制的另外一条路径，即总统制，与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议会制不同，施米特为之辩护的总统制是建立在民主的同一性之上的，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天主教神学的代表观。38施米特那时把国民议会看作魏玛最危险的因素。  注释: ①［德］卡尔·施米特：《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冯克利译，载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171页。

44施米特在引论中详尽地反驳了托马的其他批评，然而却选择对这个最终的评价保持沉默。代理者所代理的是其委托人的利益，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更不是全体人民的意志。43在托马看来，施米特对议会制的批判，实际上是为专政的出场谱写的序曲。45参见刘锋：《政治与神学的平行性》，载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第366页。

14政治统一体不是量的总和，而是质的同一（公意）。同时展开两个方向上的批判：一个是自由主义的议会制民主，因为它破坏了代表原则，进而破坏了人民的同质性，以私人利益上的代理，取代了政治意志的人格化代表。

对于政治领域内的代表原则及其与代理的区别，施米特有如下基本论断： 首先，代表是一种人格化的代表，这不仅意味着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是人或可被人格化的主体，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所代表的是意志或价值，而非利益，因为不具有人格性的物品是不能代表或被代表的。43理查·托马：《论议会制的意识形态》，载［德］卡尔·施米特：《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第224页。

其次，代表意味着由某个或某些实际在场的人代表着政治统一体，也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不同一。28这种存在就是一种人格化的存在，是人民变成上帝的存在。议会民主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大众政治——通过现代传媒进行的宣传、广告式的竞选语言、煽动性的传单、满足大众‘最直接的需求和冲动的种种廉价的保证和主张——架空和取代。议会制的思想基础是辩论和公开性，专政却意味着不容争辩：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不容争辩。此处所谓共和制独裁者实际上指的就是委任独裁者，也即是《魏玛宪法》框架下动用紧急状态条款的总统，而施米特此处为领袖所作的辩护，是主权独裁意义上的辩护，因此他说这并非一个共和制独裁者的行为。原因就在于天主教会的代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代表，而大众民主制下的代表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代表，上帝只有一个，群众则不计其数，甚至可能是被撕裂的，施米特对代议制问题的焦虑，就在这个问题上。

42生存意味着非规范性，此时领袖直接诉诸人民的制宪权，领袖的正当性直接来源于人民的生存之法，并且作为人民的最高法官，领袖有权判断何为生存之法，这是领袖成为最高的和最终的法官的原因。更具体地说：议会制危机是从现代大众民主中产生的，归根结底，是从充满道德情怀的自由个人主义与本质上受政治理想支配的民主制的国家感情（Staatsgefühl）之间的矛盾产生出来的。

虽然施米特认为议会制利用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要素，是各种政体要素的折中与混合，但施米特并不认为议会制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议会制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基础，即辩论和公开性，这是伯克、边沁、基佐和密尔等议会制思想家一以贯之的思想主题。所谓代表，是指人民的政治统一体本身从来不能在实际的同一性中直接在场，因而就始终要有人来代表它，这是一种人格化代表。

因此，同一性所预设的实质同质性，意味着两种专政的可能：其一是排除不具有同质性的异己分子的专政，其二是以专政的手段来促成实际上或许并不存在的同质性。而天主教有着独特的理性，关注的是对人的社会生活进行规范指导，不关心对物的统治和利用，外在于生产和消费领域。

其可能性总以一种历史哲学的形式，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而继续存活着。面对新教对天主教会独身制的官僚机构和机会主义政治倾向的批判，施米特认为教宗不是先知，而是基督的在世代表。同时，中介性意味着代表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施米特对天主教基本上失去了信心，因为他反对教会介入一些与之无关的事务，同时也对16、17世纪神学家所挑起的宗教战争进行了批判的反思。

无论是从议会制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来看，还是从议会制对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要素的综合利用来看，议会制都不能容忍任何意义上的专政。③以J·S·密尔为例，在论证了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后，密尔认为：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

总而言之，同一性所要求的，不是人民现实中的实际在场，而是人民具有绝对的同质性，至于是哪个方面的同质性，施米特诉诸民族，不过不是民族的血缘、历史或语言等方面的同质性，这些固然重要，但更为根本的是政治意志上的同质性。传统上通常依据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以及出身、财富等因素，将政体划分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以及它们的变态和混合形式，但在施米特看来，各种政体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构成原则所决定的，一切政治统一体都从这两个原则的实现中获得其具体形式，这两个政治构成原则即同一性与代表。

但是，当天主教的代表原则与民主制相结合时，就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这个区别在近代代议制的现世主义中表现得最明显。

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中，施米特关注的重点开始从教会的中介性转向其代表性，21并回应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挑战。最后，代表具有独立性，特别是独立于被代表者，代表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是某个选区或选民的代表。财产曾经与人的教养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有财产才能有教养，中国古语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管子·牧民》），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财产不一定有教养。当然，教养和财产并不是议会制独有的社会基础，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政体分类时，已经详尽论述教养（出身）和财产对政体类型的决定性意义。

42［德］卡尔·施米特：《领袖守护法律》，载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第202页。为应对此种危机，施米特以同一性和同质性来解释民主，并将代表原则追溯到天主教神学，从而希望在自由资产阶级议会制和布尔什维克及无政府—工团主义专政之间，在魏玛宪法框架内，以天主教的代表观念重构代议制的思想基础，即以一元的总统制取代多元的议会制，表现为总统动用《魏玛宪法》第48条的授权实行委任独裁，但这一努力稍稍往前再走一步，就成了纳粹党主权独裁的理论资源，而这恰恰是施米特曾经非常警惕的《魏玛宪法》的敌人之一。

15 与同一性和同质性相反，代表是个实在的概念，因为代表必然意味着实际的在场。但是在种种非理性的神话里，人类不但未获得彻底解放，反而陷入更为残酷的专政之中。

……这种制度使不同的政治形式保持着不稳定的平衡，它同时运用了同一性要素和代表要素，运用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几种不同的结构要素，因而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符合自由市民阶层和国民法治国的政治趋向。科学社会主义吸收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自称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铁的必然性，从而可以对社会的发展进行控制，专政是人类社会螺旋上升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的必要手段，用以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陈腐垃圾。